《吕氏春秋·慎人》曰:“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这话告诉我们,要成就事功,要有“天”与“人”两个条件。“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因;“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因。“天”与“人”两相遇合,也就是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人才能建立不世的功名。
“功名大立,天也。”这句话充分证明,要成就事功,有没有时运,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读辛弃疾的词,就能深切感受这一点。辛弃疾是个军事天才,他独骑闯入金营杀掉背叛起义军的叛徒,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就是这样一个率领起义军长途跋涉,回归南宋阵营的军事统帅,却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一生郁郁寡欢,有力无处使。“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我们常说,某某是我的贵人。所谓“贵人”,就是那个能助推你成功的人。贵人难得,可遇不可求,这就是“天”。辛弃疾没有这片“天”,所以一生只能蹉跎岁月。自然也有人遇到了这个“天”,像《吕氏春秋》里所说,舜遇到尧,禹遇到舜,就是这样。但问题是,有些人即使遇到了“天”,但抓不住机会,那“天”也就与他擦肩而过,白白浪费了好机会,是最可惜的。所以《吕氏春秋·首时》篇强调:“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这句话真是说得好。“时”也就是那个机会,不会长久地等着你,你抓不住,它马上就溜走了。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必然是不会将好不容易来到的“时”白白放弃的。“事在当之”,就是当机立断,把好机会及时抓住。《吕氏春秋》中举了个例子:“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h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纣),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时固不易得。”武王灭纣,看起来是牧野一战成名的事情,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简单。可以说是从季历到文王到武王三代才成就的事功,其中的关键,是“时”太难得。等这个时机等了三代人,终于在武王这代,抓住了时机猝然一击,将商王朝扳倒。所以《吕氏春秋》强调:“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
属于“天”的时机难得,所以要及时抓住。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使有这个机运,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有这个能力没有付诸际行动,这个“天”,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所以《吕氏春秋》在强调“天”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他举舜禹汤武的例子来说明:“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这表明,有那个“天”,却没有“人”的主观努力,还是成不了事。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关系”,有一套复杂的关系学。我们姑且承认“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即使“关系”再硬,他在事业上也是走不远的。不要太相信“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做官是要有硬本事的,有人重要,有能力,更重要。
我们通常说:“时势造英雄。”这话没错。没有“天”,“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没有秦末的大动乱,就不可能产生刘邦、项羽这样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我们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也一点不错。一个人能乘时而起,紧紧抓住时运,就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大舞台。但换一个角度,一个人没有时运,是不是就不活了?不然。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而弦歌不辍。这大约就是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具体历史背景吧。有“时”乘“时”,无“时”待“时”,这大约才是正确的态度。庄子说:“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深根宁极”,就是不灰心丧气,不心浮气躁,一点点,积累自己的本领,等待那个时机。而时机一旦来临,准备充分的自己,自然会一把抓住,就像青蛙一跃而起,一口吞下飞过面前的蚊蝇。
“天”是自己不能把握的,所以对待“天”,要用道家的眼睛,顺其自然。来了,就抓住;没来,也不着急。别人有,不嫉妒;自己有,不傲慢。“人”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所以对待“人”,要用儒家的眼睛,执著不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才是“人”的态度。一个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思改变的人,即使机会来了,也难得看见。看见了,也难得抓到。所以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内因,也就是“人”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
人成不成得了事,有时自己说了不算,“天”说了算。但反过来,人成不成得了事,更多时候,“天”说了不算,“人”说了才算。懂得了这个道理,则尽人事而顺天意,人,走向成功的几率,恐怕就比较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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