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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皇家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集权统治思想，形成“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专治环境，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中国政治历来“外示儒术，内用黄老”根本的政治策略基本出自“荀子柔合法家、道家”的《荀子》思想，儒家仅仅用于维护皇权的“神权天授”之欺世盗名逻辑，如果用“儒术治国安民”必然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如“王莽”等！
统治思想，需要担当这样几个角色：一是提供价值引导；二是提供社会整合；三是凝聚社会共识。
而儒家思想，恰恰能够提供了这三种角色功能。而法家和墨家，不是在这方面有缺失就是在那方面有不足。
这是从学说特点上来说。
而从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上来说，儒家恰恰满足了和适应了外在环境，在偶然中成为必然。
具体原因，大体如下：
首先是族群宗法的社会结构。三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族群结构，而国家则是族群的联合体。
大禹背后有一个族群，商汤背后也有一个族群，而武王背后也有一个族群。
周代分封诸侯，实际上是分封族群。
姜子牙族群，去齐地，在那当诸侯；周公族群去鲁地，在那当诸侯。看到的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实际的人物背后是一个个的族群。
人以群聚，聚以族群，而族群得有意义的凝结。而这个意义，首先是血缘、姻亲，而后发展出宗法。于是，儒家诞生了。
儒家来自于族群宗法的社会结构。而族群宗法的社会结构，仍旧存续，所以儒家的基础也就仍旧存续。
族群宗法的社会基础产生和滋养了儒家，而儒家的思想也发过来支撑了这个社会结构。于是，儒家就能够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其次是人情的底层逻辑。因人情而治礼，所以人情就是儒家思想的底层逻辑。
族群宗法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情这个底层思维逻辑不会变。
而植根于这个底层思维逻辑基础上的儒家思想，也就会长盛不衰。
儒家对与不对、有用无用，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都能理解，人们都需要，关键是所有人都认同。
儒家的逻辑，与人情的逻辑、与人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契合的。
所以，儒家就能成为各种思想的最大公约数，也就能够发挥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
于是，不管是法家、墨家，还是其他阴阳家、杂家、兵家，你们这些思想全都能融入进儒家思想里面来。
第三是愿景的价值引导。儒家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愿景。那就是大同，中间还有小康的阶段。
但是，法家的“一断于法”和墨家的“兼爱非攻”，侧重于术，也就是怎么做。
它们都没有回答“到哪里”的问题。即便回答了，也是极为模糊的。
而儒家的大同则很明确。
基于人情的底层逻辑，要到大同，于是就要有爱、就要有仁义，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价值引导。这也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
后世中国，即便占山为王，也要树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这就是儒家价值引导的力量。
最后是偶然中的必然。战国以强力、秦代尚法家，这个时候的儒家很弱势。儒家学说遭遇了危机。
但是，战国结束、秦因法亡，所以儒家也就有了重登历史的机会。
平民社会大汉帝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学风采，儒家则当仁不让了。
两汉便是儒家的天下。
南北朝以至五代，儒家再次遭遇危机。挑战儒家思想的就是佛家和道家。
但是北宋五子创新发展了儒家。这个时候的儒家也能解释死生的大问题，也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也有了思辨的属性。儒家则再次隆重登场。
至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可以看做是儒家哲学思辨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大势总能让儒家在危机中复活。儒家的自身特性，也总能克服危机获得新生。
最重要的是社会基础的奠定，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土壤。这个基础始终没有变。
此外，还有孔子、孟子、董仲舒、北宋五子、朱熹、王阳明等历代儒家集大成者的智慧贡献。他们是功不可没的。而其他学说就没有这么幸运。法家到韩非子就没有后续人了，而墨子开创了墨家但墨子之后便再无“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