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我在北京捡垃圾（散文）

为了给儿子儿媳哄孩子，我和老伴告别了生活了将近一辈子的东北黑土地，很荣幸地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可能是长期的“暂住”。
　　
我们的栖身地是西城区二环外三环里的一个大院。在我看来，这个大院虽然不小，但是占地面积不一定比我们家的那个屯子大，后来才确切地知道，这个大院共有二十二栋楼，住着一千五百多户居民五千多口人，相当于我们乡三个大村的总量！
　　
这么多的人集中在一起，使我最早发现的现象之一就是生活垃圾特别多。城市与农村的垃圾相对比，无论是“品类”还是“出手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农村的垃圾大多是属于“厨前”的摘剩下的蔬菜根叶、还有灶下的草木灰以及不能穿的旧衣破鞋等，用翻斗车、编织袋等送到公众倾倒垃圾的地方一扔了事。而城市是在固定的地方设置垃圾桶，每栋楼下都有，有专职人员每天用垃圾车往出清理。品类最多的是“厨后”垃圾，都是用塑料袋装着，扔进垃圾桶。除了厨房垃圾，其次就是纸壳箱最多了，这是因为城市人都爱用快递来购物的缘故。纸壳箱以及塑料瓶等有人收购，于是就有了捡废品的人。
　　
在我们这个大院里，经常的或者说是固定的捡废品的人起码有七八位，当然都是老年人。不但有老头，还有老太太。拾荒老人自然是招人同情和可怜的，我曾主动同他们搭讪交谈。我发现，拾荒者也不一定都是因为没钱花，其中有一位说他每月的退休金五千多块，穿着整洁。我问他：“既然你不缺钱，干嘛干这个？”他说：“玩呗！要不干嘛去？”他的后半句话触动了我。是啊，人总得找点营生干才不寂寞。像我和老伴，两个人哄一个还不到半岁的小孩子，几乎是闲着一个人，整天没事干。咋办？我决定：也玩玩这个！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成了同行们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四十多年前，我曾给我们生产队在我们东北老家四平市的居民区里掏过大粪，现在我又拿出了当年串胡同找厕所的精神。捡垃圾要比掏大粪好干多了。第一，不必挑着粪桶进各家的宅院，垃圾桶都在明街上，没人怀疑你借机偷盗；第二，这活没人给你定任务，也就没有压力，权当遛达；第三，这活比掏粪干净一些，没那么臭气熏人，不太讨人恶心，也就不受人欺辱；第四，这活是“自由职业”，不需要办理各种审批许可手续。哈！这两种活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要腿勤，要不断地遛。他刚翻完走了，你再去，或许就会仍有收获，因为扔垃圾现在还没实行定时定点。
　　
当然干这个也不是一点难题都没有。最大的难题或者说首先必须具备的“开张条件”是：你得有一个临时存放、分类装包的场地。北京城里的居民大院可不比我们农村自己家的大院，愿意堆放什么就堆放什么，愿意往哪堆放就往哪堆放。严格说，整个大院哪里也没有你存放破烂的地方。街道和社区并不禁止谁捡废品，但是，人家从另外的角度管理你：不准往楼道里堆放杂物；也不准往绿化带楼墙外以及其他影响市容的地方乱堆乱放；更不准制造火灾隐患。在平常的日子里还稍宽松些，每逢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或哪里发生了重大事故，那就紧张的不得了了，不断地来人检查、警告、劝阻。不容易吧？单从这一点说，我们这行人是属于让政府操心的那伙的。与同行们相比，我最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场地”是最理想的，完全可以用“得天独厚，地利人和”来概括，而别人却占据不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我居住的那栋楼的后面，有一道围墙，围墙下，有一个死角。这个死角曾经被人占用过，修造了一座鸽子楼。我来的时候，主人早已搬走，鸽子楼也拆为平地了，但是残破的水泥地面并没有铲除，当然也就没有绿化。因为它就在我住的楼下，自然就成了我“临时用用”的理想场地。
　　
捡废品需要“三要素”：一是场地，上面我已经说了；二是货源；三是行情。关于货源，我住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丰厚的。到目前，我们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没有彻底到位，也就是说，工作人员还没有完全把“可回收”的东西都控制在他们的手里。快递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很少有居民积攒它，大多数人家是拆开后就扔掉，另外饮料瓶子、易拉罐等日常生活甩出来的东西几乎源源不断。只要出去转上一圈，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最后关于行情。您想知道一天我能有多大的收入吗？说到这个可就败兴了：废品的价位太低了，我每一天都能把大院遛上五六遍，再加上整理和卖货的时间，少说也得用六七个小时忙乎这个，而最多时也就能对付个二三十块钱。
　　

　　
题外文内的话：我到北京后，承蒙诸多朋友的关注，问我生活习惯不，能否呆下去，用此小文也可做个统一的答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