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荷】大风歌获奖前后（散文）

起初我想,《大风歌》能在《闻喜报》上露一下脸,就满足了，谁料得，见报后一石激起千重浪。
　　
一日，我到县委大楼碰上通讯组长温徐旺，他说：“老任,《大风歌》引起轰动啦！”对他这话，我虽入耳，但未入心，因为“轰动”二字离我太远，所以入不到心里去。后到《闻喜报》总编室，田总一脸严肃：“《大风歌》引起轰动啦！”行到政协大楼下，碰到几位老干部正在指手划脚地说《大风歌》。走到县委招待所打印部门口，老板说：“老任，许多人复印《闻喜报》，要看《大风歌》，其中有县十佳杰出青年杨江平。”到邮局发信，一个黑脸汉子坐在人群熙攘的一角看《大风歌》而能不受人流噪音的干扰，很入迷。我问他这文章就那么引人吗？他说有两处把他看哭了。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张报纸？他说在邮局门口修锁老张手里。那张报已被修锁老张摸得很黑。他叫聂来虎，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临时工。行到地税局，遇上王静澜，他正挥笔疾书：我爱《大风歌》。《闻喜报》加编者按发出后，这一下全县开花，田开设“《大风歌》读后征文”栏目，评论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党政机关波及到偏远山村和学校，从国家干部到著名作家，从教员到学生，从工人到农民，评论文章雪样飞来，田择要发了十三家，这十三家中有运城市委宣传部长王水成，山西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副主席张不代，至于民众评说，则遍布大街小巷，真所谓“一曲大风歌，轰动闻喜城”。
　　
因我是闻喜县政协常委，常委们每人一份《人民政协报》。不曾想，机遇从这张报纸上走来了。
　　
2001年2月26日，该报“一分钟新闻”栏目报道“共和国的脊梁”报告文学大型征文活动启动。大意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寿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北京东方英才文化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启动该项工程。后面括号内一个“黄”字。我眼前一亮，立刻打电话到报社寻找这位姓黄的，接话的人叫荆广文，他说请你找国际国内版的卫玉梅，找到卫后她给了一个电话号码，再一拨，果然找到那个“黄”同志，他叫黄卫其。我问赛事办的详细地址，只听那边传来哗哗的翻纸声，说大赛办在北京宣武区马连道南街12号，并提供了邮政编码。
　　
在《闻喜报》发出前，我就将《大风歌》打了60份，准备邮发各家报刊。拿出一份寄出去，过后也没告诉田，怕他笑话：“你还想吃天鹅肉？”
　　
半年以后，接到大赛办“入围通知书”和一本启动这一工程的“报刊复印合订本”。我这才明白，这一工程由《人民日报》到在京全部“国”字号165家报刊；从中央电视台到其它电台18家及网络媒体6家在北京文采阁两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由国家财政部出资，由《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中国报告文学》四家杂志协办的这场“共和国的脊梁”赛事亦被称为“中国文学世纪大行动”，要对中国报告文学来一次“世纪大检阅”。那本入围通知书是铜版精装本，封面是万里长城。《通知》说入围作品主人公有袁隆平、王选、钱学森、麦贤得、申纪兰、吴登云、刘汉章等。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证明了大赛的高档次，这次大赛分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及等外奖，“等外奖”只到人民大会堂常委会议厅出席一下这个颁奖仪式，不发奖。
　　
我和田计议说咱肯定是那个不发奖的拍手的了。田说咱能到“常委会议厅”里头拍拍手也行——这话能说了嘴，但说不了心。第二天找田，却在农行门口碰上他，他夹个黑包包，低头走路。我说咱空手去，空手回，这不对劲吧。他说我也觉得不对劲，我正想这问题。我说咱就不会打电话问问？他想了几想，说：打！打！。
　　
按动那串神秘的数字，从北京传来一个捷报：“你们来吧，有你们的奖。”说话人是刘学文——大赛办首席执行官。
　　
放下电话，激动不已。田说：“……三等奖，肯定咱能弄他个三等奖！”我说：“咱这三等奖保险没跑了！”立刻向县委宣传部长任红可作了汇报。“共和国的脊梁”这一赛事，任部长已从电视和报刊上看到，他说大赛面向海内外征稿，声势浩大，咱闻喜能取他一个三等奖就不简单。他大力支持，并让副部长李红旗代表县委去领奖。我们按《通知》要求填了表，挂号寄往马连道。
　　
一天深夜，我被电话铃惊醒，原来是大赛办打来的，他问：“你们那个李红旗是男是女？”
　　
原来在“性别”一栏里没填男女，“红旗”二字又男女不分，对方不好安排住宿。
　　
打电话的人叫黄云中，是大赛办副主任。他以为我是闻喜县的一个什么官，我的回答令他吃了一惊：“啥？你是个农民？”
　　
也许因为我是个农民吧，打动了对方“关怀弱势群体”的心，他沉吟一顿说：“噢，原来是这个样子……既然给你通了话，我就给你透露一下吧……你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最高奖，由国家领导人给你颁奖。”我说：“啥？”他说：“你获得本次大赛最高奖！”我说：“啥？！”他说：“你获最、高、奖、啦！”我说：“啥？！”
　　
震耳发聩，心儿狂跳，半天不能作答，咚咚的心声被嗡嗡的电流传到北京。黄云中说：“我在北京听到了你的心跳声……”并告诉我，让张希华进京时买一套新衣服，把他的金质奖章、银质奖章都戴上。最后说，“我透的这个底，不可声张，这到人民大会堂才宣布。”
　　
这一夜，失眠了，本想告诉田，怕害他一夜受苦。熬到天亮，奔到田办：“咱们获得本次大赛最高奖！”他说：“啥？”我说：“咱们……最高奖！”他说：“你说啥？”我说：“……最、高、奖、啦！”他说：“你胡说啥？！”
　　
………
　　
马上上报县委。
　　
县委书记董鹏翔、县长荆青莲、人大主任史炳仁、政协主席王延平、宣传部长任红可联名给大赛办去了一封感谢信。那“特快专递”发出后，这才想起黄云中的“不可声张”。
　　
2001年11月11日，漫天飞雪，一派银装。到北京“明宫四星级大酒店”报到后去拜访闻喜老乡——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张志坚。听说闻喜人得此殊荣，两位元老激动不已，说开国以来，咱闻喜人在人民大会堂领金杯奖的只植棉劳模吴吉昌一人，不曾想，到今日，在你们这一茬年轻人手里，又能在人民大会堂为咱闻喜争光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二位共和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感慨不已，口口声声感谢我们。
　　
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共和国的脊梁”高层论坛大会。中国社科院教授、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代表评委讲评此次大赛情况。在这样的大会上，他只讲了两部作品及主人公——《绿色王国》和袁隆平，《大风歌》和张希华，句句如雷，声声贯耳，显然，《大风歌》成了获奖作品的代表作，好在田不糊涂，拍下何西来讲评《大风歌》的这一历史镜头。次后演讲的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及《中国作家》杂志总编何建明，他二人也长篇大论《大风歌》，田给他们拍照后以“京城名家展风采，高层论坛说大风”为压版标题发在《闻喜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上。后来大赛办出《共和国的脊梁》集时，何西来的讲话做了该书的序。
　　
进京时，我将那本“报刊复印合订本”带来了，请名家们在这本子上签字最具意义。何西来签字云：“《大风歌》是一篇写得很好、很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事迹好，语言活，既见地方特色，又非常传神。”李炳银签字曰：“大风歌，歌大风，此篇作品有大名。”又请世界体坛滑冰冠军叶乔波、报告文学名家陈祖芬、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大作家舒乙等人签了字，足有半本，收获颇丰，因我与舒乙一年前同获《人民政协报》“情暖人间”奖后同登一榜，他签字云：“我们曾是同一个奖项的获奖者，荣幸，荣幸！”而叶乔波则用中、英两种文体签字：“致友好运”，只是那“好”字写得太开，成了“致友女子运”，她那英文名字后面连一飞驰着的冰鞋，洒脱而奔放。
　　
十二点，在雅士园饭店进餐,去饭店的路上，远远望见何西来来了，便拉了张希华凑上去做介绍。何西来对我讲：“《大风歌》里的‘驴打滚’和‘倒虹吸’最具吸引力。”和张希华握了一下手，他说这双茧手像锉刀。后来，他给《闻喜之歌》作序时，写了接触时的“锉刀”感受。
　　
吃饭时，我身旁坐了一位老太太，近60岁模样，我问她贵姓？她说姓刘，叫刘茵——原来她是《中华文学选刊》的副总编，担任本次大赛高层评委。她问我：“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大风歌》。”她一怔：“你就是山西的《大风歌》呀！”她用手捂了嘴对近我的耳根说：“小伙子，告诉你，你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最高奖。”又说：“我们评委们评《大风歌》时都评哭啦，《大风歌》里有一股民族的精神在驰骋，真是英勇悲壮！”“评选期间，许多知名作家、资深记者给我打电话、求关照、托熟人、晚上来家拜访，但我们评委只认大赛办的‘六字原则’，那就是公开、公平、公正。”
　　
我说“刘总，这话我信，如果你们稍微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话，这样的大奖如何能落到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头上。”她张开嘴半天合不拢：“什么？你是一个农民？”
　　
2001年11月13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的车队由警车开道，鱼贯而行，至人民大会堂东门下车，每人脖子上挂个金穗小牌子，上有照片及编号，手持“人民大会堂”的金色请柬。因为提前宣布不准带任何东西入场，我们老实，把照像机放在宾馆里，而别人都带了，我和田四目对瞪，他抱怨我太老实，我抱怨他太实手，他怨我，我怨他，后悔得了不得，后悔得不得了。
　　
所以没有留下“共和国的脊梁”颁奖盛会的照片。
　　
举步迈进庄严的神圣的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我双眼一热——这是我几十年寒窗苦读，磨穿铁砚换来的“进步”呵，谈何容易……大厅穹顶，浩如碧空，万盏灯火，群星闪烁，人在其中，显得渺小，铺了厚厚的大红地毯，虽然人多，但静而无声，更加显得肃穆。上二楼，进入常委会议厅，主席台上红底白字：“共和国的脊梁报告文学征文颁奖大会”。随着海潮般的掌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全国政协常委高占祥、梁尚利，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金炳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高洪波，中国文联副主席李瑛，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党委书记赵桂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锲等人走上主席台就座。
　　
中共海南省纪检委代表“组织奖”获得者作大会发言，原来他们进京领奖时，海南省委书记亲到机场送行：“你们凯旋归来时，我与省长同到机场迎接，因为你们给海南人民领回了共和国脊梁的大奖！”
　　
大会颁发了十三个“组织奖”，其中也有我们闻喜县。
　　
我们的主人公张希华——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当他与袁隆平、王选等世界顶尖级人物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而被称为“共和国的脊梁”领取主人公金杯奖时，作为作者的我，顿时热泪盈眶！
　　
最后宣布十三家“特等奖”获奖名单。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傅溪鹏宣布：请山西省闻喜县特等奖得主田水旺、任育才上台领奖——！
　　
踩着大红地毯，迎着鲜花掌声，面对层层叠叠的录像机群，迎着闪闪烁烁的照像机群——我尝到了一个奇怪的滋味：头在膨胀，身在缩小，我像气球一样脚不挨地的驾云了。常听人说“头奓得和斗一样”，“身子领不住头了”，我的身子今天就真的领不住我的头了，下面400多人的热烈掌声，我只能看得见，听不见，据说上诺贝尔领奖台时,有些受奖者扑嗵一下死了，看来这是真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十分慈祥，他双手捧着奖杯授给我，然后伸出手来，和我的手握在一起，一股暖流立刻流遍我的全身，产生一股神奇的力量。
　　
捧了大奖，到大厅合影，在全国获奖作家们羡慕的注视下走出人民大会堂。碰上刘茵，她说：“小伙子，祝贺您，您这可是一文取了我们三个大奖呵！”
　　
回到闻喜，闻喜县委宣传部召开“领奖回来座谈会”，《闻喜报》与“闻喜台”头版头条做了报道——“高层论坛称颂，副委员长颁奖——《大风歌》获‘共和国的脊梁’征文大赛最高奖”！一向反对我搞文学创作的大哥，一向说我是憨憨的大嫂看到电视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胖仔涮锅城会集全家，喝了顿酒，这顿酒是我的大侄儿任华掏的钱。分管宣传的县委副书记李晋学在“座谈会”上宣布我和张希华的一切开支“实报实销”，这钱由县委文明办支付兑现了。
　　
第二天到祖坟上，要给我那早逝的爹娘念诵念诵，刚开口却哭开了，开了闸就收不住……告诉爹娘：“你这憨娃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头的‘常委会议厅’——也就是毛主席常去的地方！也就是周总理常去的地方！也就是全国最、最、最高级的地方！给你老人家夺回了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大奖啦我的妈呵！——呵！！——呵！！！”……一口气没倒上来，差点哭死在爹娘的坟脚头。那回哭坟由我的那位省、市、县的三八红旗手陪着，她要扶我起来，她说：“不哭了……啊……咱回家……啊……往后我再不欺负你了……啊……我再不拿‘离婚’两个字吓唬你了……啊？……”从此，她真的不欺负我了。她真的扶我了。我再不用偷着写作了。我家的“文革时代”结束了。她把我当宝贝疙瘩看待了。
　　
从此，闻喜的官，闻喜的民，闻喜的父老乡亲们都把我当做闻喜的宝贝疙瘩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