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闻喜县武装部树了五大标兵,张希华位居其首,我因著《水孵新鉴》科普小书排名第四,薛店镇薛新水绿化500亩荒沟成了“草木英雄”,排名第五。“五大标兵报告团”在全县巡回演讲,因此,我认识了张希华,他漂亮,能干,侠义,好汉一条,会点拳脚,言谈举止带着毛泽东时代的烙印,事迹动人,口才也行,识字不多。
打那时起,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把他写成报告文学那该多好。
晚上住在县招南楼,薛新水酒后“卖拍”,说他会打架:“有一回在河底集上粜麸麸打河底那一窝坏骨头……”听口气,河底那一窝坏骨头全不值他一打。
张希华听到这里,从床上下来了。
薛新水这才想起:希华是河底人。
服软是不行的。
“草木英雄”也从床上下来了。
“咱俩先见一手”,希华例个势,说这叫“三十六小擒拿”,是唐朝尉迟恭老师亲手教他的,张牙舞爪地耍了几套花路套,妄图把新水吓回去。谁知那“草木英雄”是吃馍饭长大的,不是吓大的,扑上去就打。那客房只十六平米,放三张床,地方窄巴,弄得尉迟恭老师亲手教的本事使不上。希华不服软,邀我做证,要到西湖边上打;新水不服软,邀我作证,要到体育场里打。新水190斤重,希华188斤,实际都不会打架,都是凭汉块砸,砸得楼板咚咚作响,直到楼下客人敲暖气管,吵上来,才住手。
所以我知道他会“花路套”,上阵不能用。
演讲前,他是省人大代表,省劳模;演讲后,他到北京出席了全军英模大会,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宴厅赴了一回国宴。张希华像一轮明月,走上东天,光华四射。
此后再未见过面,但给他写报告文学的想法时时涌上心头。
1993年春,我从任村举家迁入县城开发区,与陶瓷厂划给希华的那一分八厘小院隔北干渠相望,从莲莲口里得知,他上山了,钻沟了,不见了,消失了,全当他死了。再往深处问,莲莲就气得手颤腿颤,见此情景,不敢再问了。他默默无闻,再无义举。1998年,我当了县政协常委,在南垣委员中打听张希华,都说不知道。
那一轮明月消失了。
1999年冬夜,偶看电视“闻喜新闻”,却是县委书记王水成带领十个职能部门到大尾沟现场办公,镜头推近大尾沟村党支部书记——竟是张希华!原来他在大尾沟干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画外音说他是闻喜的活雷锋、焦裕禄,中共闻喜县委闻发(1999)第27号文件发出《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农村党支部书记张希华同志学习的决定》,政协副主席田水旺等人撰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已见著《闻喜报》,此报刚刚创刊没几天,田任总编。
“闻喜新闻”上的这一系列新闻对我冲击不小,不知闻喜还办了一张《闻喜报》。第二天,我到统战部找到这张报,却是一张残报,好在关于张希华的文章不残,我连读数遍,禁不住思维的泉涌,与多年前的火花不断碰撞,闪闪发光,在报纸的边沿上“眉批”起来,以至把报纸的四沿批满了而不能住笔,我把这张报纸给看烂了。是夜,做奇异一梦:
梦见任村家门前一村民屋脊上的“瓦脊龙头”忽地飞离其位,飞到我家南窑窗口前,我站在窑内炕上诚惶诚恐地俯视着它,它在窗外满含乞求地仰望着我,天地肃穆,万籁俱静,那“泥塑煅烧”出的青瓦胡须如动画片中的龙须一样,一动一动地僵硬起伏;那长长的“瓦脊龙体”如行进着的火车车厢一样,一节一节地左右摆动,凭空而游,不见其尾……
决定独回任村寒窑,那里是静土一方,院里的铁杆蒿枯黄瘦硬,半人多高,立满一院。这里没人打搅,顺便带了我的“傻瓜”相机,想拍山村雪色。老家如此荒凉,想起那梦,甚是骨虚。
开水煮面,这饭会做,何况“娃他妈”给我炒了一罐头瓶瓶“葱花”。做饭是麻烦事,为了不麻烦,在那口大汉锅里下半锅面条,这样麻烦一顿,能吃十几顿。饱餐一顿,将小桌搬上土炕,100瓦灯泡头上高悬,但觉心明眼亮,拟出标题——《闻喜出了个焦裕禄》。
厚积薄发,久旱行雨,思维赶着笔头,笔头跑不过思维,字体简化,只要自己能认出就行;长句短缩,只要自己能译出便可,飞快的速度使字迹了草不堪,飞扬的才思似闪电般一闪再闪,笔意行舟于《二泉映月》那如泣似诉的旋律长河中……较劲处灌两口白酒,进入半酣状态,闭上我的双眼,抖开我的醉笔……鹤声远,莲花现,奇景见,仿佛神人引路,渐入天境,行笔到伤心处,连哭带写带流鼻涕,擦不过,以至稿纸淋漓。忽听得咕噜咕噜响,原来是肚子做怪,要它的草料,心想,刚刚喂过,咋就饿了;又听得金鸡报晓,此起彼伏,远近都有,心想,刚刚天黑,这是做甚,搅得洒家不得安生;窗纸白了,心想,必下雪了;窗纸红了——这是下啥了?待一万八千字的篇幅画上句号时,伸开四肢,打个呵欠,拉开窗帘——金色的阳光铺满我那峨嵋小院。
在文尾注了时间:1999年12月15日。
该喂草料了,将饭热一下,饱餐后,睡,天黑醒来,灶下加火再“热饭”,喂饱干活,一个晚上,通抄一遍,丰满一成,窗又白了,窗又红了,再去“热饭”时,可怜那饭成了一锅糊涂,成了一锅浆糊,遂恨科学家咋就不搞“一餐饱终生的”科技饭,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娃他妈——张燕燕回来了,说政协通知我明天参加“民营企业视察团”。我指指窑壁上的“傻瓜”说:给我照张像吧,二稿完成了,想做个留念。
我回任村是以“泥窑”为借口的,因此赚了她一罐头瓶瓶“葱花”,她很气愤,说,再敢团我,咱就离婚!他曾被省、市、县评为三八红旗手,因此很历害,害得我得了惧内症。我发誓“泥窑”走正经路,这样又赚她给我拍了两张像——这两张像成了我写《大风歌》的实况传真,夹在镜框里,化作永恒,如今看来,有点珍贵。
揭开锅,说这是“馇猪食”哩,她哭了,哭的一多半是恨我不走正经路。顺手做了两碗“挑旗面”,端上小桌,说:“你吃吧,吃饱了好好把咱的窑‘泥’一下,这可是正经事,啊?”随后说:“我该回城了,十一点半娃放学。”任村离闻喜20里地,还有8里旱路,是该走了,要不两个娃进不了门。
把她那两碗“挑旗面”倒进肚囊,开始干活,刚进入酣战状态,有人敲门,是战友程海东来访,见我独居寒窑,蓬头垢面,他就哼哼叽叽,说要作诗以赞之,又恨肚里货少,作不成诗。数年后见驻美大使柴泽民“三歌四篇”题词和解放军上将张志坚“铁笔三歌”之说,诌了八句曰:
踏冰破雪回山村,手持铁笔寒窑蹲。
倾尽墨汁三大缸,磨损狼毫八百根。
炎炎华章逼日月,恢恢天网织经伦。
大风风采九凤歌,著书立说为世人。
窗纸白了,窗纸红了,文章越抄越丰满,但未抄完,只得放下,恨程海东打搅,骑上我的日本亚玛哈——劲豹150,奔到政协,政协大院停了十几辆小车,按要求对号入座。
我与田主席同坐一车,至小马,说:“……根据你的报道,演绎成报告文学……至三稿,快成了,只是未去过大尾沟,不知其山形地势,许多数字虚拟着,如动土多少方,管线有多长,水池有多大,用了多少水泥等”,意思是想坐他的桑塔纳去一趟大尾沟。我与田是同时进入十届政协的,彼此刚认识,所以说话很谨慎。
田会意,说:“明天是星期天,能抽出空,我陪你上山。”
从此,我们联手了。
第二天一早到得山下,《大风歌》后记如实记录了上山的实况:
1999年12月19日晨(星期天),我们到得山下。看那山却生得猛恶,日头还在山那面,所以大山就被强烈的逆光衬托成巨大的黑色剪影,凛冽的山风夹着暴唳的哨音在半山扫荡,下了车全像“脱赤腿”……远远望去,那大尾沟、乔水沟、洞子沟像从无穷碧空垂挂下来的几块烂尿布,这穷样使人禁不住又想起那首《穷气歌》。我们沿着张希华开辟的道路前进,山风一浪一浪涌过来,恨不得把我们往沟里涌,沟沟畔畔上是张希华亲手栽植的花椒树,它们在寒风中散发着只有花椒树身上才有的那种大辛味和大苦味——好辛苦啊,花椒树;好命苦啊,花椒树!踏上这条“人往高处走”的路步步高升,忽见大山的屁沟旮旯里远近夹了一些荒凉的屋舍,真如唐诗里的“峰回路转忽见”——这就是大尾沟。
将第四稿交给田,要求连载。田沉吟良久,说这不行,咱这是小报,哪能容这么大的篇幅?……又说:“这不行——咱这是周报,间隔时间长,连载效果不好,不行,不行……”他这不行,那不行,说了不少“不行”,意思是推了才行,我能听得出来。
版面紧,压力大,田做难,我知道。在此之前,我曾要求发《风采歌》未遂,为此他给我道过一回歉,我显得很大度,让了他,今天又提出这事,让他没法下茬了。他是政协副主席,我是政协常委,抬头不见低头见,弄得他死不好意思死难看,他发了一顿牢骚,说这是虼蟆缠鳖没球法弄。后来又说我是驴皮胶,粘住就走不了。
《闻喜报》在运城排版,编委们往返校对甚是辛苦,他说:“年关将至,这一期《闻喜报》由你全权负责校版,让编委们歇一期,最好在正月里一次性发出,这样你既使占了大版面,他别人也没意见,往返路费不报销,你看这话咋样?”
我说行。
从运城拿回激光版样稿,一号隶体压题标云:《闻喜出了个焦裕禄》。田说:“标题不好,不如改做《他像闻喜的焦裕禄》”。但这也不好。
但什么好,都定不了。
这天早上,政协机关开年终茶话会,我坐在下面推敲题目:《脊梁》么?不如意;《钢铁脊梁》么?也觉不如意;要不就叫做《黑山三部曲》?……也不那么很如意……张希华的行为不是一种风尚的展示么?这不正是雷锋、焦裕禄雄风的再显么?忽想起汉刘邦的《大风歌》,精神一振,双眼一亮,这好,即简炼又含蓄,既大气又凝重,隐含金戈铁马雄风,再好不过,告知田,田赞成。
开完会,奔运城,拿回二次样稿,字字推敲后再去运城终定,往返者三次,满满占了三块版。
2000年2月9日,也就是庚辰年农历的正月初五日,我的《大风歌》终于问世了。
多年前的心愿得以实现。
多年前的理想化作现实。
我平生第一次占了一回大版面。
我好激动。
哪曾想,发出后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后引起的轰动令我心潮澎湃,社会各界评论文章纷至沓来,有政界要员,有著名作家、评论家,也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田顺势开辟“《大风歌》读后感”专栏,择要选发十三家,所以形成“十三家评论《大风歌》”的文化浪潮。
对此,王静澜先生有一句评语,曰:没有田主席的帮助,《大风歌》就不会走红闻喜;没有田主席的帮助,“三歌二山”就不会走红全国。田主席——伯乐!伯乐!
在我此后的创作生涯中,田给我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适度的社会氛围,我一发不可收拾,田一发不可收拾,《闻喜报》以整报整报的篇幅推出“三歌二山”后,他又与运城市文联主席王西兰策动县委书记董鹏翔出资二万元出版《闻喜之歌》,又在头版上以整版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三歌二山”在京领奖及“领奖回来座谈会”的实况。《闻喜报》共出版280张,而80张上就有任育才,难怪文人们对田有意见:“闻喜报办成了育才报啦!”——他像是一位老大哥,又像是一位老园丁,呵护得“三歌二山”破土而出,他营造的“环境”和“氛围”比写作“三歌二山”更具意义。
于是皆曰:没有田主席的帮助,“三歌二山”就不会在闻喜出笼;没有田主席的运作,《闻喜之歌》就干脆不会诞生,田主席——厚德!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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