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一片月光
静静的夜,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谷中草绳一般的小路上。月光如练,小路两边梨花似雪,然而少年却是疾步如飞,无心欣赏这景色。心中满是恐怖与胆怯,一边是黑糊糊的深渊,一侧是影影绰绰的坟茔,一只鸟的飞起、一只田鼠的窜动都会让他胆战心惊。
这个少年就是十四岁的我。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被郝老师留下强化训练至深夜,独自匆匆赶回家。已经翻过一座岭了,正走在沟底,再翻过一道岭,下了坡才到我家。
山脊坡村联中是一个三个村子学生聚在一起的初中学校,1978年9月1日,开学来了一位新老师—-郝老师,他接了我们毕业班的数理化课,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上的是初一还是初二,因为初二也不会初一的课,整个联中就处于一种混沌状态。贫协主任管教学,每天基本上就是在山上劳动。同学中分了木工组、铁匠组,除了山上有学校自己开出的梯田,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再有一项任务就是在村子里的墙上画漫画贴标语。
郝老师是第一个来山脊坡学校的公办老师。他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个偏远的村子教学,直至现在仍然是个谜。郝老师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如同午觉正酣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嚓一声闷雷,使大家从头到脚猛地一震,我们也如冬眠的青蛇在惊蛰中醒来。
刚开始,有同学打听到郝老师要求很严格,大家都怕挨打,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快要毕业回家了,又迎来了这么一位大神,倒大霉了。挨打还没挨够吗?再晚来一年,我们就脱了,要是他教2班,我们也就脱了。郝老师中等个头,又黑又瘦,平时说话有些结巴,嘴角动几次才说出一句话来,可一到讲台上立马利利落落。慢慢地我发现他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用脚踢、用教杆抽打学生,但也很少见到他的笑脸。郝老师到来后有两件事,让少年时代的我感到记忆深刻。一件是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带领我们跑操时,他的一只鞋底掉了,他一直吹着哨子,光着脚板踩在冰雪碴子上跑完全程。嘹亮的哨声和整齐划一的脚步声自始至终没有中断,天亮时有人发现院子里有一圈血水。
另一件事是和政治老师打架。有一次,第二堂上课的钟声响了,上第一堂课的政治老师还在讲台上赖着不走。郝老师在门外等了一会,见政治课老师仍没有下课的意思,便走进教室,仔细一听,原来政治老师正滔滔不绝地破口大骂几个捣蛋的学生,面对郝老师不太好看的脸色,意犹未尽。郝老师实在憋不住了,直接上讲台,让同学打开物理课本,一个讲台上出现了两个老师。政治老师气愤地说了一句,你是个什么人,自己不知道吗?郝老师一摔黑板擦,果断反击:你算个什么东西?不就会骂人吗?紧接着两人在讲台上拳脚相加,猛烈地打了越来。讲台掀翻了,砸到了窗子底下,粉笔撒了一地,女生吓得抱头哭了起来。年少无知的我就坐在第一排,当时吓傻了,也不知道上去将两位老师拉开。郝老师擦干鼻血,撕了一片备课本的纸塞在鼻孔上,喘息片刻,突然做了一个大猩猩咧嘴的怪模样,双手举过头顶,手指弯曲,定格!大家被逗得哄堂大笑,然后他继续为我们上课。
郝老师家住东北坡,学校离他家大约有三十里地,来回要翻过一座古树参天的山岭。他往往是晚上步行回家取来煎饼,第二天早早返回学校,准时带着大家跑操。进入1978年的冬天,我们初二(1)班被郝老师带起了节奏,同学个个像拧紧的发条,时间真紧呀。初二(2)班照样是鬼哭狼嚎,嬉笑打闹,我们班上课鸦雀无声,上厕所都是小跑,全班同学进入紧张的竞技状态,一丝一扣地往前紧,往前拧。半年的时间把初一的数理化全部捋了过来,然后是初二的课,同学之间也开始了真正的较量与角逐,真正到了骡子驴子马子兔子同场开遛的时刻。单项考试一考一排名,总成绩一月一排名,月排名名单红纸黑字十分张扬地贴在学校大门上,这一动作,让村里的老少爷们惊愕不已,牵牛推车干活的路过学校时,都驻足观看。我小姑还来看我的排名,尽管她不识字,她说着我的小名,让人家帮着找,人家说没找到,回头我姑跟家人说我考了零分。六十二名同学中,我的成绩一点一点往前爬行,我每次的目标就是把我前面的一名压下去,时间是多么的紧迫呀,每一分每一秒都卡得死死的。晚间回家做题,走在路上背题,头发被煤油灯燎得成了半个秃子,握笔的手指磨出厚厚的茧子。从二十名,十五名,第十名,时间似乎不再等我,最终是被钉在了第五名上,再也前进不了了,前面的四位都是大神,后来他们事业的发展便是证明。
距离中考还有三个月,教其他课的老师仍然没有被带动起来,依旧松松垮垮,进不了状态,见此状态,郝老师也是心急如焚。此时他毅然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选出十名同学,进行晚间辅导,加小灶,如果其他同学愿意,也可以参加。目标是冲击城里的一中,决战一中实现零的突破!于是有了开头我在月夜下匆匆赶路的情景。第二,在不干扰语文、政治、生物老师正常教课的同时,郝老师亲自主持语文、政治、生物课的辅导,蜡纸刻版复习资料。并在中考前的一周内,十分精准地模拟演练了一篇作文,后来事实证明那就是当年中考的作文题。
参加中考是在宁湖公社中学,全公社参加考试的有十几所联中,几百人是有的,大约有十几个考场,我们班的同学都分到各个考场去了。我在考场,环视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连个壮胆的也没有,要么生,要么死,孤军奋战吧,奋战,奋战!不奋战就没有美好未来,拼吧,每一次仔细演算都是对地瓜的鄙视;每一个认真对待的标点符号,都是对牛粪猪圈的远离,一定要冲出公社中学,冲上一中。
每当我想起我所在的那个考场,只有我一个人考入县城一中时,我就想哭。我个子小,座位在考场的最前面,身后围着我有十几个衣着鲜亮的女生,每科考前考后我都能看到她们自信的笑脸和姣好的面容,我就想着她们会跑在我前面的,会比我提前到达一中,在那里等着我。可我到达一中后,始终没有见到她们的影子,那一年全公社只有6名学生考入县城一中。
7月11日,考试结束的这天晚上,我们班谁都没走,大家坐在宁湖中学操场热乎乎的草地上,围坐在郝老师身边。郝老师第一次用他那父亲般温暖的手,摸着我的头,笑着问我,敦乐你兄弟几个,以后准备干什么?最后对我说了一句,敦乐是个好青年!那个时候郝老师和我们大家一样,也不知道我们学校会不会有人考进一中,因为山脊坡联中从来还没有过。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一片皎洁,难忘那晚的风,那晚的星星,那晚夏虫的鸣叫……
二、深深的友谊
刘清溪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至今为止最想念的人。四十四年前我们从不同的乡村学校一起考入川北一中。刘清溪是城关镇小刘家村人,住在江边,个子高挑,白净长脸,穿衣讲究,未语先笑,说话声音爽朗,我一直认为他是城里的人,而不像我,黑黑的,个头又矮,胖墩墩的,一看就是地道的农村孩子。我在教室的前排,他在后排,本来不会有过多交集的,但我俩宿舍的床铺是靠在一起,慢慢就熟悉了。
一中很自负,这里集中了川北地区的优质生源,从老师教课的态度上便可以看出。在初中冲击中考时,初中老师几乎是手把手教学,恨不得十根手指按住你的脑袋,每根手指都往你脑袋里灌输知识。在这里的老师每每迈着四方步,按着铃声来,按着铃声退,从从容容,从不拖堂。除了班主任,我想其他老师几乎认不得班里的学生。至于你的学习成绩是孬是好,似乎也没有人管你。
我和刘清溪成绩接近,都是在班级中间徘徊。在初中班里可都是尖子生,新的环境下,没有初中时老师的监督与特殊关照,没人在身旁鞭策,一时让我们感到空落落的,下课后我俩就特别喜欢在一起说说话。清溪说话幽默风趣,我很喜欢听他说话,绵绵的,打闹的时候,推搡起来,也并不真用力。课间打拐,时常我俩共战姚明波,姚明波个子一米八几,威风凛凛,像个关公,我们俩也干不过他。
诸多的因素,使我的学习效率大打折扣。记忆里每学期最少一周的劳动课,每周轮流值日用大桶抬开水,即使你不吃食堂的饭菜,也得值日给宿舍其他人打饭打菜,同时有永远清理不完的厕所,剪不完的树枝,刨不完的菜地,似乎有永远干不完的体力活脚。再就是回家很不方便。没有交通工具,全靠步行,四五十里路,翻山越岭,遇到雨雪天,简直就是空难。周六半天,周日一天,这做作业的时间全搭在路上了,但又必须回家取回一周吃的煎饼和咸菜。那时自制力又差,我们俩对学校里的许多事物都感到新鲜。首先是对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我们忍不住到这些地方游逛,还有就是操场上的体育生跑呀、跳呀,篮球场男生女生篮球队员,也很好看。有些同学在小教室里练习音乐课,这一切都让我们好奇,忍不住就想着到处瞅瞅,晚间还有抬到篮球场上的黑白小电视。接下来面对自己学习的成绩和当时高考极低的录取率,也是满怀的惊恐与焦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课程的深入,说我们俩的友谊一点点加深,道不如说是一起抱团取暖。许多个晚自习之后,我们俩在校园树叶沙啦啦的杨树下漫步,仰望星空,幻想未来。
第二年春天分班,我报的医农班,我到了六班。过了一个周,有一次上晚自习,老师说新来了一个同学,我在低头做题,没看是谁,有同学从后面戳我,我抬头一看,清溪正站在我前面,抱着一摞书本,低头看我呢。他也跟到了六班?喜得我差点蹦起来。分班后,宿舍也重新做了调整,我在新宿舍上铺最西头,他把铺盖抱了来后,放到我的西侧,把我往东推,和我就挤在了一起,他靠墙,成了最西头。我回家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几乎没有一点油腥,他偶尔还会带点小咸鱼来。我俩在一起慢慢分享这小咸鱼的时刻,是羞涩而至美的时刻,是幸福的,也是回味悠长的。焦黄而干硬的小鱼,像风雪中飘落的柳叶,穿过春秋,穿过冬夏,飘呀飘呀,乘着友谊的小船,早已飘向遥远的未来。
他家当时经济条件也不算好,天冷了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子和我一样,始终是一条。川北的冬日来得早,严寒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北风从后窗呼啸着往里刮,雪花钻进来铺了一层。他发明了一个法,把被子底端用绳子扎越来,他说这叫纳狼于囊,这样做果然好,脚下不透风了,再后来我们两个靠在一起,把两个棉袄分别盖在身上。冷极了的时候,俩人都翻来覆去睡不着,便通腿睡觉,把两人的被子盖在一起,进一个被窝,一人一头。
刘清溪从来都是不急不躁,有时一晚上不看书,也不写字,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发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像学习上并不怎么用功,似乎对未来也不着急。面对升学率极低的现实,我感到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道路阻且长。一天晚上我与清溪说,如果我考不上学,走不出农村,我会在农村写小说的,将来想当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将心事偷偷告诉别人。我在初中阶段就读过《三侠五义》《苦菜花》《第二次握手》,磕磕绊绊读过一遍《三国演义》。蓬勃的野心是从读《山乡巨变》开始的。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一如既往地静静地听我说话,但后来就有意把他读过的书和知道的作家说给我听,他说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应该是肯定了我的想法,这是对我精神上的莫大鼓舞。他居然知道一名我们家乡有一个叫李劼人的作家,我突然感到他是那么了不起,他的知识和抱负远在我之上,我感到他是有志向远大,只是深藏不露。一段时间我和他都在留意阅览室的一些刊物,了解一些当代作家的信息,似乎真在为将来当作家探索门路。
校园晚间的小道,风吹着刷啦啦的杨树,我们散步,有时长时间沉默不语,这也意味着分别的时刻越来越近。骊歌已启前奏,如果有一人是异性,估计我俩那时会私订终身。
分手是如此的匆忙,以至于来不及说一声再见。两年制的高中,在校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他是我从二班到六班唯一全程相伴的同学,这一年高考实行预选制,太突然,在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预考就结束了。短暂的放假,竟然成了一生最长的假期,从此与一中离别,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稀里糊涂就回家了,甚至班里谁留下了谁回家了都不知道。我们俩从此和一中告别,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老师没表扬过也没批评过,就这么了断了。学校留下的似乎更多的是劳动的场面,耕种大操场南面的豆子地,给院子里的大柳树砍枝剪头、抬水洗厕所又抬粪水浇菜地、给操场填煤矸石等等。
灰溜溜回到家中,无法与父老交代,农活也干不了,想回学校复读,人家说不办复习班。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就是家里的小广播喇叭,喇叭里说,上边正在办一个农业广播学校。我想就学吧,或许这是通往外界的一洞之明。步行到县城广播站报名,一回头,看见了熟悉的身影。清溪更加瘦削,头发凌乱,眼神抑郁,清溪看我也该如是,忧伤的时刻,多看一眼都会增加牵挂与茫然,我俩没有多余的言语,甚至都想回避这场面。前程未卜时候,本来在学校时清溪许诺,高考结束,带我去看江心洲的,这个时候,谁都无心再提及这事了,那次只说了二三句话,便分手了,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这一分手竟然就是四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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