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荷】行云流水四十年（散文）

静坐月下，回首人生，一番思索，几番感慨。童年时代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少年时代又偏逢十年文化浩劫；青年时代又碰上用石头垒大寨梯田的蹉跎岁月。垒石头之余想弄点“文墨”，又被斥为不安心学大寨。有一回，一位算命先生送了我一卦，曰“你属木命，可惜你那木属于石榴木，此木不能成材做器，百无一用，堪乃还是酸石榴，这就注定你小时苦涩老来酸”……细推此卦，举目现实，展望未来，觉得有理，我只好收心敛意，垒石头，挣工分，打发我的苦日子。如此送走了我的前二十年。
　　
历史迈着沉重的脚步踏进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国家混沌渐开，我的好运随之而来，政策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好机遇，我在这些好机遇的陪伴下，又送走了两个二十年，只是这两个二十年那么令人激动，那么令人怀念。
　　
刚开放我就去当兵，正好部队上开展“军地两用人才”培养，身为农村籍战士，我选择养鸡业和鸡病防治。当了四年兵实际顶上了四年学，退伍后，我率先办起养鸡场，两年之后，我成了中国第一代万元户。利益的驱使，使我拼命地奋斗，在养鸡的同时也想搞孵化，自孵自养，不买鸡苗，这样省钱，但那时候流行的电孵和煤油灯孵都因种种因素的制约，使人难以接受，于是我试图寻找一种既简便又安全的孵化方法来，我创造性地开始了水孵，也许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吧，几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而后让我成功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的几百只雏鸡出壳了，它们像一群天使，给我带来了好音信。我将水温与蛋温之间的内在联系演绎出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科学地总结出“水温与蛋温温差对照表”，又将孵化的每个细节加以整理，上升为理论，写出《水孵新鉴》一书，这种方法适合一家一户使用且能冬天出雏，这就打破了季节的局限，因此各报纸电台争相报道，称我的《水孵新鉴》为“养鸡经”，《中国青年报》以头版头条之重率先报道于1985年7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于1986年4月2日，全国各地的信件雪样飞来，四面八方的取经人能挤破我的小庙，我就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这卷经，办起培训班，念动我的真经，我那“真经”真给我争气，使得那些天使一茬一茬往外冒，因而也就招来了一茬一茬的水孵信徒，对从老山前线下来的退伍兵们，不但免费培训还免费赠送资料，我又返回河北省廊坊86598部队“传经送宝”给新战士——我的鸡场扩大，孵坊扩大，《水孵新鉴》一版再版，真所谓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蛋又生鸡、蛋蛋鸡鸡、无穷匮也,人到发财处门里进，窗里也进，挡都挡不住，在南方人刚提起“十万元户”的神话时，我的这个北方佬的裤带也向后退了几个扣，腰围渐渐变粗了。科研上的成功和免费培训的事迹给我带来荣誉，闻喜县委县政府给我颁发“科技致富户”的奖状，闻喜县武装部和运城地区军分区树我为“五大标兵之一”，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在太原给我颁发“光荣册”，我做为空军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央军委“军地两用人才挂奖章”大会，给我的胸前挂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国家级的大奖章——机遇把我推上了大雅之堂。我的这点小事收进《闻喜县军事志》“大事记”里，我的这项小科研收入《闻喜县志》1993年版“科技成果”栏目中，党的政策扶着我，使我这个远不到“而立”之年的人“立”了起来。
　　
我的家从峨嵋岭半垣任村“底下沟”的旮旯里，搬到“上头地”的平阳处，还盖了一座门楼，那门楼不是穿鞋戴帽的“土坯填心”的，而是一砖到顶的，告别几十辈辈居住的阴暗潮湿的“底下沟”，来到阳光灿烂的“上头地”——任氏家族在我的手里翻身了。
　　
面对全国养鸡业的蓬勃发展，鸡病防治被提到议事日程，我利用在部队上学到的知识，开始探讨用中药防鸡瘟的研究，也许是天二次“降大任于斯人”吧，几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而后又让我成功了，我研制的“鸡瘟散”在太谷农大拿出《鸡瘟败毒散抗鸡新城疫病毒（NDV）及新城疫（ND）流行期抗病毒作用的临床试验报告》，我的这篇论文被山西省中兽医研究会长温伟业宣读于“全国第三次中兽医学术讨论大会”上，机遇使我再次走红，要知道在此之前用中药防鸡瘟，国际国内均无先例，学术界称“本次试验的成功填补了中药防瘟史上的空白，开避了中兽医学术上的新领域”。我持此《试验报告》在山西省农牧厅领取“晋兽药字Z069443”的批准文号，持此“文号”在县工商局领取营业执照，持此“执照”在我的大门前焊立起十二米宽的横跨大路的钢铁大牌子，党的政策使我春风得意，一路绿灯，我顺利地创办了峨嵋畜禽药厂，由一个农民走进白领阶层。我的“鸡瘟散”所到之处都给我争气，它不仅占领全国市场，而且进入朝鲜越南并向远东诸国渗透，在国务院实施“精品战略”的年代，它又给我争回国家农业部信息中心颁发的“精品证书”，中国农业大学将我的鸡瘟散推上“精品柜台”，进而又将我抬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家级的表彰大会并被载入《时代人物风采录》——机遇使我再次登上大雅之堂。我的这项小科研也被写进《闻喜县志》1993年版“科技成果”栏目里，标榜史册，成了永恒。
　　
1993年春，我的家从峨嵋岭半垣的任村的“上头地”，搬进闻喜城的苗圃路，虽然房屋是租赁的，但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我任氏家族长征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从此产生了“城市农民”这一新说法，这种特殊的“城市农民”，就是毛主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那篇文章里，也没有分析出来。
　　
我在搞科研办企业的同时也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回茬”一点文学，因气候相宜，所以长势看好。那些年里，我的文学作品连连发表并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1996年春，我给闻喜挂毯厂推销挂毯来到北京，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得遇毛主席的友人李淑一，写了散文《我的少年梦》，在山西《火花》发表后获“路遥文学优秀奖”，此后又在《河东文学》发了中篇小说《北塔山》和《峨嵋岭》，运城日报将此二文发了评论，但就因为这，使我走上闻喜县第十届政协常委的席位，从此步入政界，开始参政议政，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一笔一划写“奏本”，一本一本奏上去，力求对得起人民对我的抬举，以不辜负党对我的嘱托。由于工作积极，年年评奖，我成了政协的“领奖专业户”，政协的《工作报告》里几乎年年提到我，按组织部章程规定，常委任期只是三届，但我却超任到第四届，这成了闻喜政协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这期间，我在闻喜县开发区的大十字处买了三分地皮，盖起一座将军楼，修成别墅式庭院，明光彩朗，富丽堂皇，遂请书法名家在大门楼上题额曰“翰林静园”——我的任氏家族在闻喜城里扎根了。
　　
1999年闻喜县委创办《闻喜报》于政协机关，这下使我有了用文之地，我的那点“文墨”开始登上闻喜县的文化舞台，该报总编田水旺用整版整版的版面和整报整报的全报推出我的《大风歌》《风采歌》《九凤歌》《龙虎风云会览山》《圣水心泉稷王山》五篇报告文学，却不料《大风歌》因提出“得道寡助”这一社会问题而引起“十三家评论”，《九凤歌》因提出“红色复播”这一社会热点而引起“十二家争鸣”，卷进这场旋风里的理论探讨者既有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振义、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水成和运城市文联主席李逸民、王西兰，又有山西文学院长张不代及山西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北京《伯乐》总编夏子华、深圳解放军《创业指南》朱文标等，他们撰文成章，布之报端，至于民众评说，则遍布街巷，沸沸扬扬。
　　
这期间，国家为繁荣报告文学创作而成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全国性的报告文学大赛，也许是天三次“降大任于斯人”吧，几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将作品反复煅打，蘸水退火之后又让我成功了，我的《大风歌》也给我争气，她给我争来“共和国的脊梁”征文大赛的最高奖，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次报告文学大赛，其宗旨是要对全国报告文学来一次“世纪大检阅”，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代表政府将这一大奖送到我的手上，那颁奖大会举行于人民大会堂二楼的常委会议厅——这可是中国最神圣的地方啊，此后我的“三歌二山”个个争气，一路夺魁，《圣水心泉稷王山》因提出“杞忧难免”这一水事深层的天理思辨而夺取报告文学“三连冠”并走上2003年央视春晚，披旗挂花的我亮相全国，而《九凤歌》领奖回来时，下丁村人又给我披了一回旗，挂了一回花，还敲锣打鼓地“迎”了一下；我那《龙虎风云会览山》因提出“绿色教学”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再取大奖一尊，《风采歌》得韶山“红太阳”杯特等奖并收入《红太阳报告文学集》，闻喜老百姓编了几句顺口溜说“三年四进大会堂，领回五个金杯奖，出五关来斩六将，一路风光好辉煌”，从此，闻喜的官，闻喜的民，闻喜的父老乡亲们都把我这个农民娃当作闻喜的宝贝疙瘩来看待，此后又取北京《伯乐》《人民文学》山西《黄河》及运城市委“五个一工程”等奖八项，2003年，运城市委给我的头上戴了个“乡土拔尖人才”的高帽，闪闪发光。
　　
2003年3月6日，在闻喜县委大楼台阶两侧的迎春花点点开放的时候，我这个普通农民当选为闻喜县作家协会主席并创办《桐乡文学》，我的那点“文墨”这一下算是大有用文之地了，我负重赶超，锐意创新，真所谓“征于色、发于声、困于心、衡于虑、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吧，我的《桐乡文学》也给我争气，刚创办到第六期，她竟然给我夺回“河东期刊前三强之首”的美誉，激动的心情尚未平息，我又做为河东作家代表出席了山西省第五届文代会，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给《桐乡文学》作诗曰“三晋出于古绛，闻喜源远流长；桐乡文学根深，枝繁叶茂花香”；山西文化强省研究中心主任艾斐教授来到我的翰林静园，挥毫题辞曰“桐乡文学光华永在，矢志创作精神可勖”，《桐乡文学》好风光呵，她一身风光地走进2007年版《闻喜县志》“文化栏目”里。2003年由县委出资将我的“三歌二山”五篇作品结集出版为《闻喜之歌》，县委书记董鹏翔、县长荆青莲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宣传部长联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何西来教授去函两封，邀其作序，那序的最后说“《闻喜之歌》极具闻喜价值，闻喜县委可当门面赠人”；三年后由闻喜县政协委员集资出了第二版——闻喜人还真把我那《闻喜之歌》当成闻喜的“门面”去看待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浇灌得文艺园地好繁荣，党的雨露洒到我身上，才使我这个旱垣圪瘩上的、蛰伏已久的小芽芽开始萌动、生长。
　　
哪里知道，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哩，后面发生的事，说起来叫人不信。
　　
2008年3月6日，也就是闻喜县作家协会成立五周年的这一天，闻喜县委大楼台阶两侧的迎春花再度开放的时候，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鉴于《大风歌》在全国的反响程度及闻喜县报告文学的创作阵容和实力”，将中国报告文学第一乡的彩球打到闻喜人民的头上了，遂在闻喜人民会堂召开“中国报告文学之乡”命名大会，那大会开得好隆重啊，大会将我的“三歌二山”定为“峨嵋岭文学流派”，我那“三歌二山”五篇作品成了“峨嵋岭派”的开山之作，中共闻喜县委闻喜县人民政府【2008】5号文件设立“峨嵋文学奖”，我“开宗立派”的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创始人，激动地尚未回过茬根子，又一声春雷响彻会堂内外，大会宣布闻喜县被定为“中国北方报告文学研究基地”，研究三歌二山“以丑写美，以偏求正”的“偏丑文风”所形成的独立之笔，全国政协文教委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书记王巨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首席文学评论家何西来；鲁迅文学奖评委傅溪鹏；《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总编李炳银等文坛大家及闻喜各界一千三百多人出席了我的大会，运城、山西、北京、天津、辽宁、深圳等多家电视台和报刊网络媒体联手报道了大会时况，在“文化强县”的今天，使得闻喜铎声远震。我的《大风歌》干的这件事被写进2009年闻喜县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工作报告》《党务工作报告》里，披旗挂花走上领奖台的我如何不感谢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好运气，而在此前我就被评为闻喜县“十大系列功德人物”，又披了一回旗，又挂了一回花；在政协零八年茶话会上又披了一回旗，又挂了一回花，这其间我又完成了大型报告文学《引黄济运大合唱》《白衣天使大合唱》《万马齐鸣大合唱》。2011年4月11日晨9时许，我纵身跳入闻喜西湖救出新疆维吾尔族落水儿童默汗默力，哪料得我这个百无一用的石榴木还有用了一回，竟然干了一回梁山好汉干的事，那勇敢的一跳把我跳成“见义勇为”的英雄，电视、报刊、网络媒体铺天盖地，在少数民族打着“雪山狮子旗”与汉民族搞摩擦分裂的今天，这一跳，对推动民族大团结起着“粘合剂”般的胶作用，为此我受到运城市委“见义勇为”协会的表彰，在我的胸前又挂了一块“见义勇为”的金光闪闪的大奖章，我那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的任氏家族里竟然出了一个“光宗耀祖”的英雄，我又披了一回旗，我又挂了一回花。朋友们给我算了一下账，说我这一辈披了七回旗，挂了七回花，细想想，这账算的不对，我娶媳妇的那一天不也披了一回旗、挂了一回花吗？可朋友们说那回不算。这其间我又完成了《黑蟒骧龙中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