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荷·烟火】写春联（散文）

“过大年，贴春联。”不管穷富尊卑，无论高门蓬户，家家门上贴春联，户户院内纳“洪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写春联、贴春联不仅是过年的重要标志，更是民间最具仪式感的一种文化信仰和习俗，贴上春联，意味着红红火火的新年真的来了。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农户人家的经济条件还不宽裕，乡邻们都舍不得花钱买现成的春联，一般会买来红纸，四处找人帮忙写春联。我家离集镇远，村里识字的人少，识字又写能够写毛笔字的，更是凤毛麟角。过年不能没有春联，腊八之后，乡邻们就四处打探谁能写对联，至于是不是写出了春联的那种结构和韵味，人们倒不是特别在意，只要看到字写得端庄周正，没有错别字，就会夸“好字”，他们看重的是那红底黑字映射出的那一份喜庆。
　　
堂叔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是村里仅有的1–2个会写春联的人，写春联的时候他通常把我叫上，帮他裁裁纸、拉拉纸头。耳闻目染，对怎么写春联，我也略知一二。十五岁那年，我刚刚上高中。临近年关，堂叔突然身患重病，不能再帮乡邻写春联了。面对乡邻送到他家里的红纸，堂叔一筹莫展，决定让我替他我来写。春联贴出来是要接受方方面面评头品足的，我害怕丢人现眼，不敢贸然接这个活。堂叔一再鼓励，我只能赶着鸭子上架，学着他的样子，将八仙桌摆在堂屋中央，在桌面上铺开纸张，两张对叠，用手折起纸，折毕用裁纸刀先把大门对联裁好，再裁后门和房门的对联和横批，剩下的边角余料裁成各式小条。然后，拿起毛笔，对着春联集锦书，选取寓意美好对仗工整的句子在红纸上徐徐而写。堂叔坐在旁边把着关，不时加以指点。不一会，一副副写好的大红春联就摆满了屋子。半天过后，我也变得熟练起来，叠纸、裁纸、写字一气呵成。然后分别晾干、扎好，在每一副的背面标上左右顺序、堂屋、厨房等标记。写完一家，又写下一家，手上脸上沾满了红色和墨痕。
　　
其实，为乡邻写春联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一户少则四五副，多则七八副（农户人家有大门、中堂、后门、厨房等七八个门，有的还有牲口圈门、储放粮食柴火的偏屋），有时一个上午只能写完一家的春联。春联以七言联为主，内容主要是表达农民心中的期盼，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年四季春常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五湖四海皆春色，万水千山尽朝晖”等。有时也写一些毛主席的诗句，如“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横批多是一些四字句，如“前程似锦”“吉星高照”“国泰民安”“万象更新”“紫气东来”“辞旧迎新”“财源广进”“春回大地”“万事如意”“福满人间”“人勤春早”等。大门板上要写大号的“福”“寿”，中缝要贴“出门见喜”或“迎春纳福”，粮食房要写“五谷丰登”，门前树上要贴“绿化祖国”或“植树造林”，猪圈上要贴“肥猪满圈”，鸡鸭笼上要贴“鸡鸭成群”，牛栏上要贴“六畜兴旺”，车辆上（板车、自行车、三轮等）要贴“出入平安”。
　　
此后，学校一放寒假，我便开始琢磨写春联了。虽然，我的字写得并不太好，但那几年，村湾里差不多半数人家的门上都贴过我字体稚嫩的春联。等到我上大学、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每次回老家过春节，我都提前准备好写春联的笔墨纸张，尤其要准备好一只斗笔，以便写出大大的“福”“寿”。
　　
二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诗句，描写的便是贴春联这一传统习俗。春联又称“门对”“春贴”，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汉族特有的迎接春节的文学形式，是中国人过春节的显著标志，当人们在自己家大门贴上春联的时候，意味着新年正式拉开序幕……
　　
春联起源于周代的桃符，桃符就是横在大门两侧的长方形木板。据说桃木有趋避鬼邪的作用，所以，每年正月初一大家都会将桃符置于大门两边。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
　　
相传，五代后蜀国国君孟昶乃春联创始人。在公元964年的除夕，他让手下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作为桃符挂在他住室的门框上。这两句话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第一句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第二句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由此开始，桃符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还扩展了桃符的内涵，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了祈福、祝愿和喜庆的内容，这就是最早的一副春联。
　　
唐朝以后，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据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侵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到了宋代，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经相当普遍了。王安石在《元日》中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反映了每到除夕之日，家家户户挂桃符（即今春联）的盛况。同时，随着门神的出现和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来代替桃符，以往的桃符所肩负的驱邪避灾的使命逐渐转移给门神，而对联的内容则演化成用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降临和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
　　
“春联”一词的出现，则是在明代初期。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喜欢排场热闹，也喜欢大户人家每到除夕贴的桃符，很想推广一下。有一年的除夕前，他颁布御旨，要求金陵家家户户都要用红纸写春联贴在门框上，以迎接新春。大年初一的早晨，朱元璋微服私访，挨家挨户察看春联。每当见到写得好的春联，他就伸手点赞，赞不绝口。巡视途中，他发现有一家没有贴春联，很是生气，询问什么原因，侍从急忙回答说：“这是一家从事杀猪和劁猪营生的师傅，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书写。”朱元璋就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为这家书写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写完后，继续巡视。巡视完毕，返回宫廷时，又路过这里，见这个屠户家还没有贴上他写的春联，就问是怎么回事。这家主人毕恭毕敬地回答道：“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书写的，我们高悬在中堂，要每天焚香供奉。”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就命令侍从赏给这家三十两银子。由此可见，“春联”的得名和推广，是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颁布御旨得来的成果。此后，逐渐形成一种风俗，成为许多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道过年“程序”。
　　
三
　　
在皇家的倡导下，各类春联在神州大地迅速流行开来，《玉堂巧对》《古今巧对》等一批研究春联写作的书籍也在明代出现了。
　　
到了清代，春联几乎成为了春节的必备品。街市已经出现专门替人写春联的“对子摊”，这些写春联卖春联的人，主要是穷苦文人或者学生，他们靠着替人写春联赚点生活费。这时，春联的书写也有了更多的讲究：右边贴上联、左边贴下联，上联最后一个字一定读仄声、下联最后一个字一定读平声，所用的红纸也细分为朱笺、大红、顺红、梅红、万年红等多种。不过，这只是在民间的习惯。在清代，皇宫里的春联都是白色的宣纸或者白绸来书写的。初次参观故宫，我也是一头雾水。后来得知，之所以故宫的春联是白色的，倒不是因为清代皇帝都喜欢行为艺术或者喜丧文化，而是现实的条件限制导致的结果——紫禁城里贴春联的柱子大多是红色的，如果红柱子上再贴一个红底的春联，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即使是在民间，春联也并不全部都是红色的。遇有家中老人去世，过年的春联便不再是红色的了。一般是老人去世第一年贴黄色的春联，第二年贴绿色的春联，到第三年才可以重新贴红色的春联。年幼时，我见有人贴这黄的或者绿的春联总觉得怪怪的，长大后，我才明白，这春联颜色的变化寄托的其实是对亲人的一种哀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1990年代，我写春联慢慢地变少了，村湾里上学的孩子多了，多数家庭的孩子也学着给自家写春联。后来，印刷的春联出现了，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乡邻们开始到集市上买春联。再后来，我回老家也少了，不再坚持自己写春联，笔墨纸砚都束之高阁了。自家贴的春联，也懒得去写，有直接去集市买的，也有部分是商家赠送的，精明的商家推出了颇具广告意味的春联免费赠送活动，人们也乐于享受这免费的服务，让家家户户的门前变成了商家全新的广告位。买来的春联大多是机器批量印刷，虽然省却了人力和笔墨，却缺乏一股墨香。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写春联，就连贴春联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都是用浆糊、刷子，贴之前需要用水先把往年的春联润湿，再用铲子铲干净，然后才能刷浆糊，贴春联。现在，大家贴春联都不用浆糊了，换成了透明不干胶，好贴也好撕。最大的问题是不牢固，有时候风一吹就掉了。
　　
如果可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春联演变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符号遗失现象。从个人情感来讲，我更留恋手写春联时芬芳四溢的墨香和藏在红纸黑字里的浓浓的年味。从文化信仰来讲，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传统不能丢，我们应该还它以本来的面目。如果，这一年一次的春联都如此敷衍和应付，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太缺少仪式感了。
　　
近几年，我有意识地加入一些书画协会，与书画院的老师们切磋楹联技巧，探讨书法章法。平日里，通过月刊美篇展示老师们的创作成果；重大节庆日，通过布展推介楹联佳作；特别是春节前夕，与社区联手举办“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用一副副满载祝福的手写春联，把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的祝福送给左邻右舍。
　　
迎春共筑兴邦梦，接福同浇康阜花。一支毛笔，一方砚盘，起承转合之间，一副副满载祝福的春联跃然纸上。抻纸、蘸墨、落笔，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研墨、压纸、晾字，志愿者们眼明手快，忙前忙后；现场翰墨飘香，暖意融融，充满了浓厚的年味。小小的一副春联，饱含着真诚的祝福，洋溢着浓浓的喜气，传递着温馨的邻里情，寄托着人们对新春的憧憬，更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向往。